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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繹人生的原始與狂野──李寶春談曹禺劇作《原野》的改編
【劉葆平】
四月中旬，距離國家劇院即將上演曹禺《原野》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，台北新劇團團長李寶春雖然已經進入演員排練的時序，他還是有著半夜會驚醒的壓力。曹禺的名氣如雷貫耳，《原野》又是他自認最難演的一齣戲，難怪深知任何文本在轉換為表演形式的界面之前其「結果都是無法預測」的李寶春，對該劇有著不斷推敲、不終止狂想的興奮與緊張，他的心房對於隨時可能誕生的新鮮點子完全不設防。
出乎意料，撞擊的開始
這份專業上的硬底子，應該來自他特殊的家世。頂著祖父李桂春、父親李少春、母親侯玉蘭的顯赫背景，李寶春的優秀、會發亮的舞台魅力其來有自，而他擅長於舊瓶新裝的改編戲與新編劇的功力，絕對也是一脈相承下的DNA使然。此話怎講？「爸爸在京劇上的創意是超前的，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，他手上改編完成的名劇《奧賽羅》早就搬上京劇舞台了！」原來，李寶春一次次超前的創意，不僅有著遺傳，也似乎有著為先人圓夢的意圖。只是，這回並非改編西方莎士比亞的劇作，而是中國莎士比亞──曹禺三大巨作之一的話劇本子。
《原野》，有著令人振奮的感染力！熱愛西方現代劇場的人想看之外，我想，標準的京迷，甚至一大掛的中國戲曲不分門派的粉絲們，都會抬頭好奇才對。因為，文學大師曹禺早曾下過注解：「對一個普通的專業劇團來說，演《雷雨》會成功，演《日出》會轟動，演《原野》會失敗，因為它太難演了！」所謂的「三巨作」於文學版圖與定位上各有千秋，然而，爬梳《原野》卻是最難。這個非普通的專業團隊，台北新劇團，究竟有何非比尋常的能耐，令外人格外覬覦想幫它照張Ｘ光片，看是哪根神經夠強壯、夠活絡，才敢造次、才敢豁出去了！
「其實，曹禺老師曾經說過：『你們可以大膽地改編《原野》，尤其是最後一場，充分去改、充分去發揮！』」先是這句由曹禺學生田本相轉述的話，李寶春才敢放膽去改寫本子。改編的點子，醞釀了一年，過程中為了加深團隊的「強度」，他同時還延攬了兩位重量級人物。一個就是田本相，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，同時也是《曹禺傳》的作者，另一個也是曹禺知名的學生，中國電影《芙蓉鎮》的大導演謝晉。這二人對原著作者與作品的熟悉度沒話說，絕對是真槍實彈、滿腹經綸的最佳參謀與顧問，後者則又多兼了個劇場總導演一職。絕非沽其名、掛其譽，李寶春如是強調。
聽得見的野性呼喚：花澆愁，仇更愁
演活它，究竟何難？介於寫實主義與表現主義邊緣的《原野》，刻劃人物的深度上，既有著莎士比亞劇的濃稠與雕琢，也有古希臘史詩劇場的悲壯與遼闊。原野之上，風聲鶴唳、隨時可能打草驚蛇的戲劇張力，其詭譎、其不確定性、其魅惑人心的鼓譟不安之感，最終都只是要烘托所有劇中人物的愛恨情仇。所以難。
花、焦、仇，主人翁的三個姓氏，就已經讓「復仇」的主題躍上檯面，撩撥著「花澆愁，仇更愁」的無限人情與事故。非報仇不可的男主角仇虎，在對他又愛又恨的少女金子嘴裡，是個「醜八怪，活妖精，一條腿，羅鍋腰，大頭鬼，短命的猴崽子，罵不死的強盜」！為了把金子從他懷裡搶去，認他做了乾兒子的焦家害死他的父親、把他妹妹賣入妓院、使他成了階下囚。這份非報不可的仇，豈是三言兩語一句就勾消？濃烈的愁與仇，也因此牽動著情節的推衍。
劇情主線：原野上的火車送來了逃獄的囚犯仇虎，他的逃亡是為了尋找兩個對象：一個是大仇人焦閻王，一個是舊情人花金子。結果，焦閻王已經不在人間，金子也已嫁為人妻。嫁給了誰呢？ 就是仇人之子、也是仇虎兒時最要好的玩伴──敦厚老實的焦大星。情人和仇人變成了一家人；仇濃，更是濃愁！為了報復，仇虎殺死了大星，但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，他內心的痛苦不但沒有消失，反而更深更重。最他想要帶著金子逃離這人間煉獄，到一個「黃金子鋪的地」、「房子會走，人會飛……」的「幸福天堂」。
森林裡的逃亡，也是第三場主戲。森林的曖昧與魔幻，讓死去親人從墓地裡復活，讓閻王、牛鬼蛇神從地底鑽出，讓一群共同受過苦的獄友彷如在眼前，而最終卻是希望的幻滅：虎子死、金子逃。副線，則是護子心切的瞎眼老母焦婆婆，她如獵犬般的敏銳聽覺，陰險、猜忌。劇中不僅婆媳鬥嘴辛辣，最後的意外殺親更令人充滿悲憫。
（、、、）人物極簡、情緒卻必須極飽滿，故而難演。何況話劇與京劇，基本上創作的語彙與程式本就不同，難上加難。文學情境與戲劇張力在新編的京劇版《原野》裡拉鋸，不過劇終卻出現更奇異的狂想，挑戰京劇既有的限制。
框內或框外
就說李寶春扮演仇虎吧！一向慣演文武老生的他，這次所主演的角色年齡層降低了，李寶春有著些許慌張與不安，尤其是大量的調情戲，將是他舞台上的首次大挑戰。對於台上真真假假的表演層次，「假，如何假法；真，又真到什麼地步？」而「假，就是寫意；真，就是生活」，對演員李寶春來說，如何揉捏在一起是個大學問。除了愛情戲的難，劇照中的仇虎，相貌清秀了，只留下眉宇之間的一道刀疤，難道是另有它謀？
這是有特別設計的考量在內。「造型上，一開始我也拿不準。謝晉導演提醒了我：不要被框框住了！」本身既是演員、編劇、導演的李寶春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：「一開始，仇虎不漂亮，可是他的性格慢慢柔軟與轉變，就會被觀眾接受。我演的是，仇虎的性格，他的靈魂！」他接著說，仇虎的人性困境在於，冤有頭，債卻無主，即便殺了焦大星，他的心裡也不會好受。因此，他把謀殺大星的那場高潮戲完全翻寫，也就是刀下喉嚨、仇虎卻摸著心喊著：「刀啊，仇啊，良心啊！」猶豫不決之際，大星醒了，說了一句：「虎子，我明白了……我全明白了！」大星於是自殺了！
在曹禺本子裡，柔弱的大星，變得較有個性了；而仇恨不可能消失的仇虎，在京劇裡面變柔軟了。「畢竟都是中國人嘛，我把主戲改得溫暖一點！」李寶春為求戲劇張力，他把原著中最難的第三場提前了。觀眾會突然看見閻王從畫框裡走了下來。李寶春開懷地說，「不僅如此，我讓森林也動了！」那座夜黑風高底下詭譎猙獰、邪惡難測的森林，將改由真人演出，象徵永無止盡的黑暗力量，緊緊縛住逃亡者的身心靈。難道這林子就象徵仇虎的心獄？一旦踏入，就迷失了方向？他寧可從此被吞沒於森林的冷酷地底。喘不了氣，仇虎也不再逃亡了，他向天告白：「我不走了！這是我的家！」
原野，煉獄，看不見的城市
李寶春的仇虎多了溫柔，他不再想報復，但還是選擇自我了結，一句「大星，你別怕，我也來了」，算是道盡了他內心無限的愧疚與無奈。「冤冤相報何時了！」李寶春衷心想表達的畢竟還是溫暖的人性面。這點，與曹禺不同。兩齣戲創作的時間點，一為一九三六，一為二○○六，剛好相隔七十年。「彼」仇虎的命運，無論如何巧妙地被李寶春改造了。骨子裡，「此」仇虎的遭遇還是有著真實人生情境的投射與寫照，這樣的對位，讓觀眾很容易產生情感的交流與互動。當年如此，相信今日亦如是。
文學家曹禺筆下，那座堅實難摧的煉獄是亙古的吧，它不會跟著大師的腳步遠走他方；而李寶春為台灣觀眾打造的人間囹圄是浮動的吧，它如何澎湃也終將隨人潮散去。最後，獨留於舞台上的纖細魅影，是等候火車到來的金子，她要去那個看不見的「天堂」之地、婆娑之城……。撇開那些現代劇場的表演元素與手法，以及傳統京劇向來以極簡的道具所要營造的疏離感，將會如何在舞台上進行雙向差異性的拉扯與觀照。此刻，無論是當年的「鐵虎子」，還是近期即將上場的「紙老虎」，對於仇虎總是被命運遺落在他方的弱勢，也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伊塔羅‧卡爾維諾於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有這麼一段戚戚焉的敘述：「如果真有一個地獄，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，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，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。」
這戲，就全靠李寶春領銜的團隊如何去拿捏了，如何逼出那濃濃稠稠的百般戲味來，因為若不夠揪心、不夠到味，……觀眾就會失去遙想與夢寐。或許，《原野》最難莫過於此吧。
演繹人生的原始與狂野──李寶春談曹禺劇作《原野》的改編
【劉葆平】
四月中旬，距離國家劇院即將上演曹禺《原野》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，台北新劇團團長李寶春雖然已經進入演員排練的時序，他還是有著半夜會驚醒的壓力。曹禺的名氣如雷貫耳，《原野》又是他自認最難演的一齣戲，難怪深知任何文本在轉換為表演形式的界面之前其「結果都是無法預測」的李寶春，對該劇有著不斷推敲、不終止狂想的興奮與緊張，他的心房對於隨時可能誕生的新鮮點子完全不設防。
出乎意料，撞擊的開始
這份專業上的硬底子，應該來自他特殊的家世。頂著祖父李桂春、父親李少春、母親侯玉蘭的顯赫背景，李寶春的優秀、會發亮的舞台魅力其來有自，而他擅長於舊瓶新裝的改編戲與新編劇的功力，絕對也是一脈相承下的DNA使然。此話怎講？「爸爸在京劇上的創意是超前的，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，他手上改編完成的名劇《奧賽羅》早就搬上京劇舞台了！」原來，李寶春一次次超前的創意，不僅有著遺傳，也似乎有著為先人圓夢的意圖。只是，這回並非改編西方莎士比亞的劇作，而是中國莎士比亞──曹禺三大巨作之一的話劇本子。
《原野》，有著令人振奮的感染力！熱愛西方現代劇場的人想看之外，我想，標準的京迷，甚至一大掛的中國戲曲不分門派的粉絲們，都會抬頭好奇才對。因為，文學大師曹禺早曾下過注解：「對一個普通的專業劇團來說，演《雷雨》會成功，演《日出》會轟動，演《原野》會失敗，因為它太難演了！」所謂的「三巨作」於文學版圖與定位上各有千秋，然而，爬梳《原野》卻是最難。這個非普通的專業團隊，台北新劇團，究竟有何非比尋常的能耐，令外人格外覬覦想幫它照張Ｘ光片，看是哪根神經夠強壯、夠活絡，才敢造次、才敢豁出去了！
「其實，曹禺老師曾經說過：『你們可以大膽地改編《原野》，尤其是最後一場，充分去改、充分去發揮！』」先是這句由曹禺學生田本相轉述的話，李寶春才敢放膽去改寫本子。改編的點子，醞釀了一年，過程中為了加深團隊的「強度」，他同時還延攬了兩位重量級人物。一個就是田本相，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，同時也是《曹禺傳》的作者，另一個也是曹禺知名的學生，中國電影《芙蓉鎮》的大導演謝晉。這二人對原著作者與作品的熟悉度沒話說，絕對是真槍實彈、滿腹經綸的最佳參謀與顧問，後者則又多兼了個劇場總導演一職。絕非沽其名、掛其譽，李寶春如是強調。
聽得見的野性呼喚：花澆愁，仇更愁
演活它，究竟何難？介於寫實主義與表現主義邊緣的《原野》，刻劃人物的深度上，既有著莎士比亞劇的濃稠與雕琢，也有古希臘史詩劇場的悲壯與遼闊。原野之上，風聲鶴唳、隨時可能打草驚蛇的戲劇張力，其詭譎、其不確定性、其魅惑人心的鼓譟不安之感，最終都只是要烘托所有劇中人物的愛恨情仇。所以難。
花、焦、仇，主人翁的三個姓氏，就已經讓「復仇」的主題躍上檯面，撩撥著「花澆愁，仇更愁」的無限人情與事故。非報仇不可的男主角仇虎，在對他又愛又恨的少女金子嘴裡，是個「醜八怪，活妖精，一條腿，羅鍋腰，大頭鬼，短命的猴崽子，罵不死的強盜」！為了把金子從他懷裡搶去，認他做了乾兒子的焦家害死他的父親、把他妹妹賣入妓院、使他成了階下囚。這份非報不可的仇，豈是三言兩語一句就勾消？濃烈的愁與仇，也因此牽動著情節的推衍。
劇情主線：原野上的火車送來了逃獄的囚犯仇虎，他的逃亡是為了尋找兩個對象：一個是大仇人焦閻王，一個是舊情人花金子。結果，焦閻王已經不在人間，金子也已嫁為人妻。嫁給了誰呢？ 就是仇人之子、也是仇虎兒時最要好的玩伴──敦厚老實的焦大星。情人和仇人變成了一家人；仇濃，更是濃愁！為了報復，仇虎殺死了大星，但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，他內心的痛苦不但沒有消失，反而更深更重。最他想要帶著金子逃離這人間煉獄，到一個「黃金子鋪的地」、「房子會走，人會飛……」的「幸福天堂」。
森林裡的逃亡，也是第三場主戲。森林的曖昧與魔幻，讓死去親人從墓地裡復活，讓閻王、牛鬼蛇神從地底鑽出，讓一群共同受過苦的獄友彷如在眼前，而最終卻是希望的幻滅：虎子死、金子逃。副線，則是護子心切的瞎眼老母焦婆婆，她如獵犬般的敏銳聽覺，陰險、猜忌。劇中不僅婆媳鬥嘴辛辣，最後的意外殺親更令人充滿悲憫。
（、、、）人物極簡、情緒卻必須極飽滿，故而難演。何況話劇與京劇，基本上創作的語彙與程式本就不同，難上加難。文學情境與戲劇張力在新編的京劇版《原野》裡拉鋸，不過劇終卻出現更奇異的狂想，挑戰京劇既有的限制。
框內或框外
就說李寶春扮演仇虎吧！一向慣演文武老生的他，這次所主演的角色年齡層降低了，李寶春有著些許慌張與不安，尤其是大量的調情戲，將是他舞台上的首次大挑戰。對於台上真真假假的表演層次，「假，如何假法；真，又真到什麼地步？」而「假，就是寫意；真，就是生活」，對演員李寶春來說，如何揉捏在一起是個大學問。除了愛情戲的難，劇照中的仇虎，相貌清秀了，只留下眉宇之間的一道刀疤，難道是另有它謀？
這是有特別設計的考量在內。「造型上，一開始我也拿不準。謝晉導演提醒了我：不要被框框住了！」本身既是演員、編劇、導演的李寶春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：「一開始，仇虎不漂亮，可是他的性格慢慢柔軟與轉變，就會被觀眾接受。我演的是，仇虎的性格，他的靈魂！」他接著說，仇虎的人性困境在於，冤有頭，債卻無主，即便殺了焦大星，他的心裡也不會好受。因此，他把謀殺大星的那場高潮戲完全翻寫，也就是刀下喉嚨、仇虎卻摸著心喊著：「刀啊，仇啊，良心啊！」猶豫不決之際，大星醒了，說了一句：「虎子，我明白了……我全明白了！」大星於是自殺了！
在曹禺本子裡，柔弱的大星，變得較有個性了；而仇恨不可能消失的仇虎，在京劇裡面變柔軟了。「畢竟都是中國人嘛，我把主戲改得溫暖一點！」李寶春為求戲劇張力，他把原著中最難的第三場提前了。觀眾會突然看見閻王從畫框裡走了下來。李寶春開懷地說，「不僅如此，我讓森林也動了！」那座夜黑風高底下詭譎猙獰、邪惡難測的森林，將改由真人演出，象徵永無止盡的黑暗力量，緊緊縛住逃亡者的身心靈。難道這林子就象徵仇虎的心獄？一旦踏入，就迷失了方向？他寧可從此被吞沒於森林的冷酷地底。喘不了氣，仇虎也不再逃亡了，他向天告白：「我不走了！這是我的家！」
原野，煉獄，看不見的城市
李寶春的仇虎多了溫柔，他不再想報復，但還是選擇自我了結，一句「大星，你別怕，我也來了」，算是道盡了他內心無限的愧疚與無奈。「冤冤相報何時了！」李寶春衷心想表達的畢竟還是溫暖的人性面。這點，與曹禺不同。兩齣戲創作的時間點，一為一九三六，一為二○○六，剛好相隔七十年。「彼」仇虎的命運，無論如何巧妙地被李寶春改造了。骨子裡，「此」仇虎的遭遇還是有著真實人生情境的投射與寫照，這樣的對位，讓觀眾很容易產生情感的交流與互動。當年如此，相信今日亦如是。
文學家曹禺筆下，那座堅實難摧的煉獄是亙古的吧，它不會跟著大師的腳步遠走他方；而李寶春為台灣觀眾打造的人間囹圄是浮動的吧，它如何澎湃也終將隨人潮散去。最後，獨留於舞台上的纖細魅影，是等候火車到來的金子，她要去那個看不見的「天堂」之地、婆娑之城……。撇開那些現代劇場的表演元素與手法，以及傳統京劇向來以極簡的道具所要營造的疏離感，將會如何在舞台上進行雙向差異性的拉扯與觀照。此刻，無論是當年的「鐵虎子」，還是近期即將上場的「紙老虎」，對於仇虎總是被命運遺落在他方的弱勢，也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伊塔羅‧卡爾維諾於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有這麼一段戚戚焉的敘述：「如果真有一個地獄，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，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，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。」
這戲，就全靠李寶春領銜的團隊如何去拿捏了，如何逼出那濃濃稠稠的百般戲味來，因為若不夠揪心、不夠到味，……觀眾就會失去遙想與夢寐。或許，《原野》最難莫過於此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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